3月初，清华大学新闻学院的学生刘伟廉带着与同学林星河、许子玮合作的作品《蓝皮卡，黄土地》，前往意大利佛罗伦萨参加Florence Archeofilm电影节展映。这部来自宁夏彭阳姚河塬遗址的片子还存留着学生作品的粗粝感，但它愣是带着中国西北海拔千米的沙土气息，和一代中国考古工作者的精神面貌，闯进了那个西式的影像殿堂。

　　那是他第一次坐蓝皮卡去工地，早上八点不到，和另外五个考古队的工作人员一起蜷曲着坐在无遮挡的车斗里。本来天气阴着，虽是八月，但海拔一千多米的山风吹在脸上凉爽如秋天。

　　同行的工人潘叔正调侃着考古工作得“不怕风，不怕雨”，就突然下起了大暴雨。刘伟廉穿着灯芯绒的外套立刻感觉到了冷，但作为纪录片拍摄者的神经却兴奋起来，“觉得一下子进入了他们的生活”。他端着相机拍了几分钟，眼看着下起冰雹，又赶紧把镜头裹进外套里。

　　那天剩下的时间里断断续续又下了好几场雨，天气一半岛体育进入直挺冷。坐车二十多分钟后他随着考古队员们下了墓坑，干黄的沙石里头埋藏着西周时期的陶片和动物骨骼，考古队员拿着工具慢慢开掘清扫，他架着机器蹲在旁边，也不知道问些什么，只感觉没有阳光照射的地下墓穴“像个冰箱”。

　　去年八月，刘伟廉选修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清影工作坊”课程，课程让学生们走入特定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并用纪录片的方式记录地方文化与生活。2022年的课程拍摄选址在宁夏彭阳县，这里几年前刚开发出大型西周遗址，刘伟廉便和林星河、许子玮搭档在机缘巧合之下联系上了姚河塬考古队，跟考古工作者们同吃同住了十天。十月，时长27分钟的《蓝皮卡，黄土地》出片，并于今年三月在意大利佛罗伦萨考古电影节上展映。

　　到彭阳的第一天，刘伟廉和队友们跟着去熟悉考古工作环境，他们在坑上面，老师们在坑下面，“那会儿协议没签好，所以没拿设备。我们就蹲着看他们挖东西，不知道要干嘛，也不知道要问什么”，他觉得自己的尴尬无措已然溢于言表。

　　他们和考古队的领队打了不少电话，签了包含拍摄内容、版权、免责声明在内的各种协议，终于顺利住进了当地，这让一切都开始变得融洽。

　　住在姚河塬考古队的院子的人中，刘伟廉和他的伙伴们并非唯一的外来者。彼时，那里除了长期住着的考古队研究员、受雇的当地工人，还有附近美院的实习生，以及来自全国不同大学考古系的老师和学生们。

　　兰州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研究所的日本教授菊地大树和刘伟廉们关系不错，学生们叫他“大树老师”。他讲着带有日本口音的中文，回答问题的时候角度总是非常清奇；他还在北大上过学，对五道口极为熟悉。“他蹲在墓坑上给我们画五道口的地图，问我这里是否有个书店，我说好像不在了，他就很惋惜的样子。”

　　大树老师私下里有时会和刘伟廉聊聊天，但工作起来相当严肃寡言；相比之下，或许是同龄人的缘故，山西大学的两名研究生和他更亲密一些，工作氛围也是欢声笑语的。“他们分了很多拨，作坊区、墓葬区、车马区，大树老师在车马区，山西大学在作坊区，最后不同的团队会拼出一个整体的考古成果，但平时都是分头工作。”两名研究生甚至允许他尝试一下挖文物骨头，但刘伟廉拢共挖了十来分钟就放弃了，“刚开始挺有意思，没过多久就感觉枯燥无味了”。

　　置身当地的时候，刘伟廉觉得自己是参与者，而非旁观者。他和考古队的人们一起烧烤，包饺子，早七晚十、一日四趟地往返于住地和遗址，在冷风萧萧的夜里开着电热毯烘床铺，也在烈日炎炎下围成一圈蹲在坑上吃盒饭。并没有一个特定的接纳时刻，相反，和田野里的人们一起生活，就是最好的融入方式。

　　彭阳县在宁夏南部边缘，海拔一千多米，昼夜温差极大。刘伟廉一开始戴着一个渔夫帽，后来发现，正午日照晃晃，太阳直射下来，帽子只能遮住上半张脸，这样没过几天脸上就有了明暗色差。他只好又买了一顶超大帽檐防晒帽，将整张脸统统藏在阴影下。

　　而早出晚归时温度可能只有几度，山里的雨说下就下，就像他第一次坐蓝皮卡时遇到的那场暴雨一样，风一吹更不得了。和刘伟廉同组拍摄的一个女孩穿着短袖短裤就去了，“虽然她嘴上说不冷，但我们都觉得看着就冷”。

　　这些气候对考古队来说却是习以为常。刘伟廉说，搞考古工作的人的生活状态就是“为爱发电”，有热情，也有无奈。“七点起床，八点上班，晚上一直干到十点，感觉比互联网行业还要累。”

　　姚河塬考古队住地的大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上书“保护文化遗产，守望精神家园”。刘伟廉本来对这句话没什么感觉，但在当地的十天里，他每天和院子里的人过着完全一样的生活，才明白这句话的分量，因为“考古不会像小说里那样突然挖出奇怪的东西，反而有很多按部就班的机械劳动，兼具体力与学术要求，辛苦得很”。

　　影片中有一段，山西大学的硕士研究生祁景丽手上套着个塑料袋，蹲在坑里收集骨骸。她说，更专业的地方可能会发一次性手套，防止手上的细菌污染文物。他问刘伟廉有没有看过三星堆考古的直播，“他们还会发防护服，太夸张了。”刘伟廉后来特地去看了三星堆考古纪录片，的确是截然不同的场景，“一定程度上比较符合大家对考古队的想象”。他想，差异可能来自于资金、政府重视度、社会关注度，以及影像的传播力。

　　他最佩服的拍摄对象是考古队领队马强，中国的《文物法》规定了领队负责制，也就是说，他需要对全队所有人的各方面事务负责。他不止需要顾及基本的工作进展，还要到处奔走，为考古队的常规运营提供尽可能多的资源。

　　“他很忙，我们之前一直没见过他，因为他一直在外面开会。进入田野的第一天晚上，他晚上十点左右回来的，来这之后就开始找各个学生和老师聊工作进展通用带头反抗苹果的CarPlay算盘···。，凌晨一点钟我们要走了，他还在聊。但他又很豪爽，我跟他说，我们想和队员同吃同住，他一下子就答应了，后期片子的审核也尊重我们的意见。”

　　最开始来到姚河塬，刘伟廉的想法是好好完成课程作业。没过多久他就开始想，或许可以通过这个片子为当地带来一点点改变——一点点就好，至少留下记录。被问起到底有没有实现愿望，他表示不知道，但对此抱有希望。“片子出来了，当地或许会更重视一些，各种资源的对接可能会更顺一些？可能吧。”

　　此前，刘伟廉拍了六年纪录片。他不断尝试新的题材、内容、方式方法，这部片子可以在他拍过的作品中排到第一位。

　　这是一部很纪实的片子，很多镜头都体现出非常强烈的现场感，你仿佛可以直接感受到冰雹天颠簸的蓝皮卡，难得的烤羊肉的香气，以及墓坑中干燥冰冷的沙土质感。

　　在入围展映之前，他从来不知道意大利佛罗伦萨有专门的考古学电影节（Florence Archeofilm）。该电影节由意大利第一份考古学期刊Archeologia Viva组织举办，每年面向全球范围征选纪录片参加展映与竞赛，今年是第五届，他去那儿五天，看了70多部影片。

　　去到那里，看了其他的入围影片，刘伟廉觉得自己的视角还是太狭隘了。“在那里展映的影片，往往更偏向于电视和电影纪录片张家界税务一案例成功入选全省“双十大”典型案例半岛体育官方网！，他们做的工作更为高端、宏大，谋篇布局非常精致，经常是一个剧组一起去拍摄，甚至还会画分镜，像BBC一样有着成熟的制作系统。”

　　其实在最初成片时，清影工作坊的指导老师雷建军曾点评，无法在片中看到任何审美、构图上的努力。“当时我不能理解，在意大利的时候我理解了。”当然，这也会有一个平衡问题，纪实性的片子或许不能雕琢太多，“但努力的空间是有的，至少可以使影片对观众更友好。”

　　刘伟廉觉得，论细致程度，可能只有2021年发布的纪录电影《大学》能与影展的片子媲美。并且，对于纪录片的社会重视程度和市场认可度都有所不同。“在意大利，每天我都看到很多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太来观影，而且一坐坐一天，而在国内，可能其他文化内容会更为普及和广泛。”

　　刘伟廉在田野中经常会看到、感受到很多互联网上完全找不到的“美丽事物”。比如考古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坐在坑边拿着圆珠笔往装文物的塑料袋上记东西，这是一套非常简单质朴却直接有效的工作模式，实实在在的，不受虚拟事物的打扰。你看不到互联网的存在，它在这里也没有存在的必要。

　　这是一个不受关注的场域，但相应的，也就不太受打扰。文物几千年不变，考古的学者和工人们来来往往，每个人接力棒似的不断去做着一个浩大工程的一角，以拼凑出一个古老国族辉煌而褴褛的整体。

　　《蓝皮卡，黄土地》的结尾，刘伟廉特地选用了一段告别和一段迎新的镜头。大树老师和他的学生们走了，新的美院的实习生很快又来到此处。他想：“不论大家在这里是有抱怨还是有收获，工作总是要持续去做的，生活不会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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